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相反相成的，只审查被诉行政行为，而忽视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则难以全面确定行政法律关系。一般而言，对于行政作为案件，司法审查主要围绕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展开，司法审查权较少介入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
此问题在撤销判决、重作判决（依附于撤销判决）、履行判决中较为突出。关于重作判决的适用，应区分被撤销行政行为的性质。而撤销判决作出后，行政机关在原纠纷的处理中仍有再度行使权力侵犯相对人权利甚至做出相同行政行为的可能，不利于相对人的权利保护和争议的最终解决。而且，通常法院应当审查并且在必要时创造所有事实和法律上的条件，创造成熟的裁判时机。当违法行政行为（一般为侵益行政行为）被撤销或否定后，行政机关依职权再次作出，存在再次危害相对人的可能性。
[19]这些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所应用，并为最高法院所倡导。（三）行政判决内容难以终局性确定争讼的行政法律关系行政判决在对被诉行政行为审查的基础上作出，其内容主要涉及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效力性评价，不必然直接确定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然而，革命是如何产生的呢？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无法否定宪法产生的必然性归根结底总是受制于那些社会经济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K·罗文斯登指出，存在论意义上的分类，并不以分析宪法的实质和内容为能事，而是以把握权力过程的现实与宪法规范之间的对应关系为诉求。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的思想形成微妙的对照。第二，预备立宪这一历史概念，蕴含了一个明确的理论前提，即：实现立宪主义，尤其是在社会现状落后于国家理念的后进国家实现立宪主义，必须进行宪政的准备。那就是：重视实在的宪法规范体系的自足性和稳定性，胜于重视宪法的规范价值本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围绕着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绝对和平主义条款与自卫队问题的冲突， 宪法变适论在 引起长期的争论，出现了以下三种观点，并长期形成鼎足之势。因此，中国的宪法学者们只能把宪政主义的思想寄托于当前的改革开放、寄托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
更有甚者，宪法是国家的最高的根本大法，任何违反宪法的国家行为都必须加以否认。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规范而被确立起来宪法，只要力图让现实的权力服膺于它并形成某种秩序，那么，凭籍这种内在的逻辑，必然产生一种规范和制约现实政治的力量。从整个宪法现象来看，似乎是本应服膺于宪法规范的那些对象在冲击着宪法规范，但从宪法规范的内面来看，正是因为自己属于一种非规范宪法的宪法规范，才致使它本身不得不被熟视无睹、忽略不计、乃至被轻而易举地冲破。反之，如果企图仅以颁布了一部宪法去证明有了民主事实，那么那部宪法就恰恰可能是K·罗文斯登之流所诟病的那种语义宪法了。
有关这个道理，我们从一个宪法分类的理论中也能看出。在这种情况之下，从先进国家输入的宪法规范自然不可能与权力过程的内在诉求达到完全的一致。一种是相对于宪法规范的局限，另一种则是相对于规范宪法的局限。如前所述，K·罗文斯登认为，一个国家要产生出规范宪法，就要向它提供对其成活是恰到好处的水土条件。
这就是本世纪50年代出现的K·罗文斯登的存在论式（ontological）的分类理论。但这并不等于只要颁布了一个宪法，就可以证明其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
如拉丁美洲以及亚、非各个新兴国家。在这两个命题之中，前者有英国的例子为证。
它们归根到底有赖于G·叶连内克所谓的法创造力， 有赖于宪法制定权力的效用。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仅就那句表述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侧重于宪政、宪法的政治内容，即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这种要素。我们总的来说应该看到：在所谓的那种规范宪法瓜熟蒂落之前，宪法规范的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一种是以宪法规范为依据的各种权力的作用。进入 林来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规范宪法学 规范宪法 宪法规范 。宪法精神的根本变化，如在美国，国会的势力从本会转移向委员会，尤其是转移向财政委会和预算委员会，即属这类情形。
然而，既然规范宪法这种理想的宪法类型是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进入一种共同栖息的状态之下出现的，那么，这种规范宪法的规范本身所具备的内在构成条件也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中国社会产业发展，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曾经并且也正在继续冲击着中国现行的实在的宪法规范，然而正是这种作用力，在为将来中国规范宪法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条件。
（3）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这样一个必要的历史阶段中国宪法最终才能修成正果，成为具有实至名归的规范宪法。当然，急剧或频繁的宪法变动有可能危及实在的宪法规范（包括规范宪法的规范）所应具备的最低限度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为此，宪法解释就成为我们有必要加以重视的那种用以缓解宪法变动的缓冲手段。
本来，成文宪法的使命就是要制约权力，在宪法规范的框架内为现实社会的各种社会势力提供各种自由活动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现行中国的宪法体制中长期缺乏一种有效的违宪审查的机制，与此相应，在宪法理论上，宪法诉讼的概念也未形成一整套周详的、严密的违宪审查的原理和规则。
反之，国家和社会也必须在宪法的臂腕之内成长。从表面上看，朝野双方的许多举措以及当时的社会现象，与当年日本明治君主立宪的准备过程似乎毫无二致，但实际上则与明治君主立宪的整个酝酿过程大异其趣。必须认识到：在世界近代史上，是先有了近代产业在一定阶段上的发展，而后才有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早在1906年的《宪法修改与宪法变迁》这一力作之中，G·叶连内克就具体地分出宪法变迁的五种情形：（一）根据议会、政府或法院的解释而产生的变化，如议会在其订阅议事规则之中，允许了为宪法所不允许的秘密会议等情形。
此后，宪法制定权力理论得到本世纪德国着名的宪法学家C·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的继承和发展，成为解读宪法规范的一个重要理论。当代日本着名的宪法学家小林直树教授认为：这种分类法虽然获得了比传统的形式化的分类法更具有的实质性的意义。
只是韩大元虽然论及了社会变革与宪法的社会适应性问题，但在那篇论文里，他来不及进一步具体化指出，我们应该如何在理论上具体界定规范与现实的冲突。如此看来，中国宪法学者对宪政条件、宪法定义的传统认知中所存在的那种偏重政治因素的倾向，具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源流。
为此，那种视宪法规范的变动为宪政之畏途，一味笼统地否定非规范行为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当前中国宪法的变动现象，虽然不能排除宪法所制定的各种权力在从中作祟。
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这些社会经济因素往往比政治因素更加重要。从这种意义上说，良性违宪论者以及认可良性违宪这一概念的所有论客们，虽然力图造出一个在宪法学中不见经传的概念，善意地施舍给处于贫困现状的宪法理论，但其实质仅是在于反哺传统的理论。何谓良性呢？根据良性违宪论者的界说，主要指的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显然，对这种行属性的判断，已经超越了法学的篱笆，以致闯入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的园地里了。如果机械地、教条地理解了毛泽东的那个经典表述，我们就往往可能忽略了宪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去片面地、过分地强调其政治条件，以为只要革命的旗帜飘扬在敌对阶级的城堡上面之后，名符其实的宪法就会从天而降，宪政也会随之自然实现。
我国宪法学者的这种理论倾向，其实早在近代就开始形成：梁启超是个例证。当然，认识宪法变迁的局限性是非常重要的。
显然，这种看法深受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有关宪政、宪法的经典表述的影响。而上层统治集团及其思想代表也确信在社会现状后于国家理念的历史条件下，上层统治集团可以牵引着社会向前迈进，并达致近代化的目标。
较之于宪法变迁，宪法修改在一般意义上是一个更值得重视的形态。对某行为，尤其是对国家行为进行善恶的判断，是一种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或道德色彩的价值判断，必然伴随着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上的纠葛。